薄熙來（資料圖）

 

　　社會轉型期，各種問題積重難返，收入分配不均，官員貪腐，環(huán)境污染，弱勢群體的民生亟待保障，而傳統體制常顯疲憊，人心思變。這是個需要英雄的時代，也容易泥沙俱下，產生莽夫甚至獨夫。

 

　　薄熙來出事后，有人歡呼惡有惡報，也有人惋惜，覺得他畢竟是一個能為老百姓做點實事的人。

 

　　他是為人民謀幸福嗎？薄熙來搞“五個重慶”（森林重慶、健康重慶、平安重慶、宜居重慶、暢通重慶），重慶的馬路、街道變寬了，建筑物新而氣派，居民住房條件有顯著改善。重慶這幾年大興大建，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是錢從哪兒來？顯然，以重慶的經濟實力和財政規(guī)模，遠遠支撐不了薄熙來的雄心壯志。于是，建設“五個重慶”，就只能大舉借債，竭澤而漁。這就相當于把幾代重慶人的錢，放在薄熙來任上的幾年中全部花光。這樣爆發(fā)式發(fā)展帶來的后果，將逐漸為現在、尤其是后來的重慶人所感受到，這也正如今日之大連的“還錢財政”。冷靜的學者如童大煥先生都會發(fā)出這樣的疑問：“錢從哪里來？是轉移支付？還是致命的透支？抑或是以打黑名義進行的黑打斂財？只要錢的來路查清，城建‘奇跡’的來龍去脈就全部清楚了。”

 

　　為政一方不能只圖外表的光鮮，更得考慮地方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，不能抽干地方的血脈，為自己妝扮精氣神，卻留下一個大窟窿讓后任彌補。新一屆重慶市委表示：“低調實干、少說多干、敢于擔當、持之以恒”，提示重慶的建設和改革不會因人興廢，需要的是不止一任政府的長期艱巨努力。

 

　　他是代表工人、農民、市民，打擊“新興資產階級”，為人民分好蛋糕、實現均富嗎？但愿蒼生俱飽暖，這是歷代政治家的抱負。但我們吃過“大鍋飯”導致全民皆貧的苦頭，所以在改革初期鼓勵非公經濟八仙過海各顯神通，又下決心推進國企改革，提出了效率優(yōu)先、兼顧公平的主張。隨著國力的增強和社會新變化，十八大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，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。這是切合中國國情的負責任的態(tài)度。

 

　　在生產力水平尚不夠發(fā)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，立即兌現共同富裕，鼓動民粹追究企業(yè)家的“原罪”，是殺雞取卵，是蠱惑人心的政治投機。薄熙來、王立軍的“打黑”在實際運作中變形為“黑打”，變成對私營企業(yè)的劫掠，影響所及，加劇了企業(yè)家向海外移民的趨勢。

 

　　一些私營企業(yè)的非法收入，需要依法治理，但不是搞得企業(yè)界人人自危、雞飛蛋打。那不是分蛋糕，而是砸爛蛋糕店，是赤貧鬧革命，是痞子運動。

 

　　他抓治安、懲治犯罪，社會秩序大為好轉，讓人民群眾增加了安全感？法家的嚴刑峻法，收效快，但人民付出的代價也大。還是問問那些因為發(fā)了幾條微博就被勞教的公民吧，他們會告訴你街頭的整齊劃一并不能保障人民的安居樂業(yè)，更不要說依法監(jiān)督政府的權利。王立軍在重慶搞“大情報”，揚言12分半鐘內將全國人口查一遍，對重點人口進行GPS定位，這不就是《1984》嗎？重慶一位法務人員說：“百姓們只看到地痞流氓少了，沒感到自己隨時可能因一點小事會被抓去坐牢、勞教，甚至被搞得傾家蕩產、家破人亡。等他自己感覺到這種危險降臨時，已經晚了！”

 

　　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新聞媒體在薄王治下，必須夾起尾巴做人，不能亂說亂動。王立軍不是有個霸氣側漏的“雙起”論嗎？“凡是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公安機關和民警的，就以單位起訴當事報社和撰稿人，如果他提及民警個人，且造成后果的，民警拿著證據去法院起訴記者，公安機關起訴報社。”還說什么“要把這事變成案子，他就是觀眾了”。

 

　　薄熙來治下，司法與律師為敵，他們辦理的案件不容律師置喙，律師“眨眼”就等于唆使作偽證，更是路人皆知，不復贅述。一個政治家，與新聞界、知識界和法律界為敵，恐怕是與歷史和文明背道而馳的。

 

　　他是“紅二代”，唱傳講讀，特別是唱紅歌，讓正氣上升，邪氣下降？全城爭發(fā)紅段子、排場浩蕩的紅歌大會，這種形式主義到底能起多大正面作用，是否浪費公帑，就不用討論了吧。實際上，運動式鋪天蓋地的“唱紅”，喚起了過來人溫馨也夾雜著恐怖的記憶。“紅歌”中有老一輩革命家的奮斗犧牲，不也鏈接著“文革”時期“紅衛(wèi)兵”造反派的戴高帽、陰陽頭、噴氣式嗎？

 

　　《資本論》翻譯者王亞南先生，1969年在上海病榻上，聽著窗外造反派紅歌的喧囂說：“上海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巴。”“我并不怕死，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這出戲的結局，看一看幾個丑角的下場，否則，我死不瞑目。”我們比王亞南先生幸運，從濟南中院、合肥中院、成都中院的三場審判，見證了一群冠冕堂皇的騙子們的下場。

 

　　從薄熙來身上，不禁想起革命導師馬克思的一個著名論斷：巨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第一次是悲劇出現，第二次是以鬧劇出現。什么是鬧��？就是以笑為手段，對丑進行的一種鞭撻。

 

　　拿破侖一代英雄，而他的侄子卻是個流氓氣十足的政治暴發(fā)戶，德薄者居高位，不僅會播惡于世，自身也易陷入危境。小波拿巴在發(fā)跡的過程中，時不時地搞一些“?絲的逆襲”，或曰“政治奇襲”。他的施政無邏輯性、無連續(xù)性，完全是個人一時的興之所至，官場同僚不知道他下一張牌會出什么。他自以為在創(chuàng)造歷史，卻又極度不自信，把一幫爪牙安插在政府各部門，構成一個嚴密的秘密情報網和監(jiān)視網，讓體制內的每個人都缺少安全感。薄王也在干部隊伍內部，玩起竊聽等非程序和非法手段。1927年上海地下黨時期，周恩來同志組建中央特科時，鄭重規(guī)定：禁止黨內斗爭中搞偵查。這是鑒于蘇聯“契卡”在列寧去世后深陷聯共（布）黨內斗爭的教訓，中國共產黨人可貴的清醒。如果聽任薄王無視黨紀國法，恣意妄為，就是自毀長城。

 

　　小人物的偏執(zhí)，只是一種個人精神癥狀；但掌握公權的人不可理喻，則會讓公眾和社會為他的瘋狂付出沉重代價。

 

　　比他更嚴重的貪官還有啊，為什么偏對他興師問罪？對他的經濟犯罪，濟南法院自會依法斟酌量刑。他跟一般的貪官、雞鳴狗盜之徒的不同之處在于，利用掌握的公權，特別是王立軍的警力為看家護院，生殺予奪，予取予求。他以為人民做實事的面貌出現，一旦竊取了更大權力，將有可能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黑幫化，為所欲為，禍害更烈。

 

　　由于薄在重慶一手遮天，公眾對他的認知和他的實際為人和為政，信息不對稱。今天一些底層人士在網上和私下場合，感念薄的放言和小恩小惠，不妨給予深切的理解。他們的個人生活存在諸多煩惱和困窘，把對共產黨人的一腔信任，對人民政府的殷切期待，所托非人。薄看到了社會轉型期存在的種種問題，但他開錯了藥方，更是把這些問題作為實現個人野心的階梯。

 

　　當年希特勒也是靠解決德國戰(zhàn)后就業(yè)和經濟不景氣問題，靠選舉上臺，并且一度營造了似乎萬民擁戴的精神氛圍。但他欺騙了德國人民，辜負了人民的善良，給偉大的德意志文化帶來毀滅性的摧殘。

 

　　薄的問題處理完，黨和政府還要花更大的精力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民生問題。不能給底層民眾以生活的安全感、社會的溫暖感，難免還會有野心家借題發(fā)揮，興風作浪。

 

　　解決社會轉型期種種問題，只有堅持鄧小平同志開創(chuàng)的改革開放、市場經濟、民主法治的道路，除此別無選擇。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：“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，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，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(fā)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”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薄熙來事件后的鄭重選擇。

 

　　濟南中院的審理即將開始，對于曾在薄王淫威下受屈的公民來說，對于關注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的人們來說，噩夢已經過去，堅冰正在融化。